10月31日，管理學院一館的正大國際會議廳中，我們很榮幸的邀請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黃進興院士來與我們分享「《論語》與算盤」獨門的孔門管理學。黃所長師承中華文化史泰斗余英時院士，幽默風趣外，也富含深厚的人文素養。黃所長的演講深獲中國政經院及日本香港等地企業家推崇。

 

黃院士提到這本書是他從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先生手中得知。此書的日文作者榮一先生是日本明治近代經濟革新最重要的人物。他曾經當過大藏相，榮一認為在官僚內體制改革沒有希望，於是辭職，這舉動讓他同事們感到不解。榮一離開政府後到社會上作了許多實驗，所以日本一般企業界尊稱他為實驗之父，而日本的第一國立銀行，也是他所創辦的。因此可以看出他在日本企業界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 

 

 

 

接著黃院士提到本書是以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差異作論述。作者榮一認為中國人受到傳統宋明理學影響，有所謂的義利之辯，因此認為義與利無法協調，榮一認為這是錯誤的。因為在日本武士道的教育中，從小就要讀《論語》、《三字經》，他們從不覺得義利之間是不協調的。例如傳統儒家重視知識勤儉紀律，這些都是在近代的重建經濟秩序中，不可或缺的因素。因此，日本其實是學習中國傳統的三國演義、孫子兵法等思想，運用於商戰上。黃院士指出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許多中華文化上祖宗的智慧在日本得到復興。

不僅僅日本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保持高度興趣，歐美國家也逐漸開始認識東亞。歐美國家對於東亞的經濟感興趣是始於1980年代的「亞洲四小龍」的稱號以及當時經濟實力高漲的日本。

當時很多經濟學家開始探究為什麼東亞經濟可以突破困境。有的學者指出是因為東亞有美元支援，就如同歐洲馬歇爾計畫幫助歐洲國家在二戰重建。但這說法馬上被挑戰。因為美元讓菲律賓、馬來西亞等都沒有爬起來，沒有顯著經濟上的突破，所以單單以美國援助解釋東亞經濟復甦並不具備足夠的解釋力。後來又有學者發現這幾個地方除了經濟因素外，還看到文化的因素的共同點，也就是說，這幾個地方都是儒家文化。

除了學界對於東亞經濟高漲的討論之外，歐美商學院也開始進行改革。例如chicago幾個大學改變商學院的操作模式。原先，商學院的操作大多是大家一起活動，主要是具有聯誼性的作用，要連結人脈在事業上才能有更多幫助。只是，Chicago等大學的改革原因在於，發現商學院教學內容對於重要經典了解太少。加上他們發現若要到大陸做生意，不用花大筆錢要別人教，而是把《論語》拿起來看就知道中國人基本心態是什麼，比詢問很多顧問還有用。在這商場上的策略因素改變之下，連帶商學院教學方式改變，轉為研讀經典，這樣精神上的收穫比較豐富。他們認為經營企業就跟打戰一樣，會有許多挑戰與挫折，有時候從古人經典中可以得到慰藉與啟發。

 

 

 

第三部分，黃院士也討論到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，以及為什麼資本主義在傳統中國無法興起。

在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到，新教有改變世界精神的動力，韋柏認為世界上其他歷史文化較沒有動力，因此沒辦法對現時秩序產生衝擊跟突破。在這觀點之下，顯然中國沒有很快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是可以理解的。

在了解資本主義如何在新教的基督教國家中興起後，隨著時序推進，回過頭來看，若是儒家與資本主義碰撞之後會有何種發展？以及儒家文化是否能轉型？而轉型前在中國普羅大眾心中又是怎樣的形象？

首先，雖然前面提到歐美大國對於儒家傳統文化漸感興趣，但一開始世界上對儒家文化評價仍然負面居多。例如某位學者認為中國工業化失敗就是因為儒家文化。又有學者認為只要沒有擺脫儒家文化，中國是不可能改革成功。《儒家中國和現代命運》這本書認為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在感情上還是深深依戀傳統，但是在理智上和傳統文化上已經疏離了。這書以梁啟超為例說明，梁啟超之所以會認為民本主義重要，他基本是用西方民主的概念來闡述，在評價中國傳統文化上是以西方價值作為判斷基準的。

黃院士認為在了解儒家文化是否轉型之前，要先認識儒家文化的特色。

儒家傳統經典，舉凡《論語》、《三字經》等，這些啟蒙教科書的特色非常強調成就的動機。這些啟蒙書灌輸我們一個觀念：每個人都是家族一份子，要光宗耀祖、揚名聲、顯父母、勤有功、嬉無益。在社會上要出類拔萃，就要考上進士任官，中國傳統最重要是當官，而非生意人。考上科舉之後，整個家族身分都不一樣，所以想要出類拔萃是家族集體行為而非個人行為。

在取得功名上，必須要有一個制度與其相輔相成，而這個影響中國儒家文化幾千年來的制度，便是由武則天所奠定基礎的科舉制度。

黃院士認為，唐朝沒有武則天就垮掉了，武則天奠定唐朝統治的關鍵是栽培大臣。武則天十分能幹，唐玄宗跟後代皇帝對她還是十分尊敬，只是後來《新唐書》加上宋明理學貶抑的觀念，將武則天的貢獻避而不談。武則天將科舉穩定下來，並且靠著進士科舉提拔寒族，寒族因為沒有依靠，對皇室十分忠心。寒族和傳統貴族圈(註1)的政治實力升降，關鍵就是武則天。

但這個制度後來遭遇打擊，光緒31年滿清改革教育制度，將科舉廢除，中國進入新的社會，慢慢以工商為導向，中國人民成就動機依然強烈，所以在社會結構變動之下，人民的成就動機慢慢轉變成賺大錢，因此老百姓想要轉職工商業。由此可以看到成就動機依舊存在，但會因為不同的社會結構而導致老百姓對於不同行業的轉職。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依舊牽引著我們的靈魂，不論在為人處世或商場上都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身影。

 

 

黃院士幽默風趣，將原本一學期的課程濃縮到兩個小時的演講中，他鉅細遺地分析儒家文化在現今社會的演變，以及儒家文化在歐美世界中，從貶義之詞轉為大眾競相了解的文化。正提醒了我們在中華文化洗禮下的華人，不得不重新正視儒教的重要性。

(註1：貴族圈握有舊有的政治實力，在唐朝初期具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實力地位)